浙江企业为什么常常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浙江的城市和城镇为什么发展会这么快？……在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经济师潘毅刚眼里，这些经济现象的背后，人口规模与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推手。

    随着浙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发布，我省“人口账本”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反映了目前浙江经济的哪些特征，今后将对浙江经济格局产生哪些重要影响？

    关键词：外来人口

    数据：2010年，省外流入人口1182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也就是说，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超过1人来自省外。

    据抽样调查，全省经济活动人口(即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中，省外劳动力约占33.2%。

    解析：四川青年杜骏8年前来到杭州打工，4年前他开始创业，如今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安家落户，几家亲戚也追随而来。在浙江，这样的外来者数以千万。他们操着南腔北调，出入于杭州的写字楼里，活跃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成为庞大的“新浙江人”群体。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陆海深副研究员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动人口主要流向珠三角，进入21世纪，长三角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劳动报酬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且劳资关系相对和谐，从而吸引了大批省外人口。

    陆海深表示，“十二五”时期浙江劳动力市场基本态势仍然供大于求，不过结构性矛盾会更加凸显。以春节前后出现的“招工难”来断言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还言之尚早。他认为之所以出现“招工难”，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降低了外来劳动力出门打工的比较收益。关键在于通过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扩宽企业为劳动者增资的空间。

    浙江大学人口研究所周丽萍教授说，由于产业层次原因，省外流入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还比较低。我省今后应继续加大对流入人口的教育、医疗等保障服务，使其融入当地社会，共享浙江发展成果，为未来发展积累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关键词：人口红利

    数据：2010年浙江省人口总抚养系数为29.11%，比2000年的36.83%降低了7.72个百分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

    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13.8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34%。家庭户均2.62人。也就说，三人户或二人户是我省家庭户的主体。全国户均3.10人。

    解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巴曙松称，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开始下降，人口红利将进入关闭期。潘毅刚担心的是，随着我国产业的梯度转移，省外流入人口增速会放缓，而省内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明显，即使全国人口红利仍存，浙江也难以分享。

    不过问题也许没有想象那样严重。虽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89%，浙江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但生育率下降带来了较低的少儿抚养比例，外省年轻劳动力持续流入则延缓了老龄化速度。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我省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期。

    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在稳步提高。2010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从2000年的3189人增加到9330人。在15-29周岁的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重达到51.1%，比2000年的29.1%提高了22.0个百分点。周丽萍认为，人口素质提高后，将可以抵消“人口红利”减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使经济增长从依赖人口数量向依赖人口质量转变。

    关键词：城镇化

    数据：2010年，全省城镇人口比重达61.62%，比2000年提高12.95个百分点。全国为49.68%。

    解析：进城！进城！这曾是无数人的梦想。二十多年前，杭州和宁波之间，还是良田沃野的水乡江南，如今已是厂房密布、楼房林立。城市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扩展、蔓延。

    “61.62%的比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潘毅刚认为，“这说明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集聚人口的能力明显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城镇化贡献巨大，他们已经占全部城镇人口的26.4%。而在温州、嘉兴的部分城镇，省外流入人口数量达到甚至超过本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省内流动的农业户籍人口为640.2万人，占全部城镇人口的19.1%。“这说明省内农民的城镇化慢了。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政策‘给力’，农村医保、教育等公共服务越来越好。另一方面，由于高房价等因素，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了。”但是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一般只有5%左右，潘毅刚认为，“浙江的城镇化远远没有达到工业化后期的水平，城镇化趋势还会继续推进。” （郑全庆）

    第一评论

    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

    人口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短期之内，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劳动力结构，而从长期看，劳动力结构的优劣又将与产业结构层次高低相对应。和十年前相比，浙江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并仍在对浙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省经济发展依赖低端产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使得我们较好享受了全国低成本“人口红利”的溢出，带来了我省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必须看到，过多的依赖低端产业，过多的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方式，也使我们深陷转型“陷阱”。在这个“陷阱”中，无论政府和企业都意识到转型的必要，却由于缺乏充分的高端人才支撑，只能不断做大低端产业，同时，过度对低端产业的依赖，也就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进入，去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这种悖论仍在延续，但当前发展环境变化一再警示，依靠低端产业、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近年来，浙江常出现“招工难”以及实业资本向省外转移加速，这一趋势表明，我省对外来一般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在土地等要素资源趋于紧张的背景下，把握好未来时期浙江的“人口红利”，已成为浙江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已经由“规模红利”向“结构红利”转变。随着发展转入创新型阶段，依靠数量取胜的“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已不再明显，而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在未来十年将变得越发严重，谁拥有短缺人才也就决定谁将延续“人口红利”期。

    在浙江，转型升级中的人才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首先，我省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种种原因，我省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1.54个百分点，这与我省经济大省的地位极不匹配。其次，中高端人才培育引进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批高端人才甚至一位领军人才就可能支撑一个产业。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等领域，人才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但目前看，我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高技能人才比较缺乏，高端人才、领军人才尤其紧缺。三是人才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大，“重物轻人”的观念有待改变。我省近年来对人才的投入持续在加大，但这种投入无论覆盖面和规模都有待改善，而且已有投入很大程度上，还是用在项目、设备和基地等硬件建设上，对“人”本身发展投入不足，忽视了人才成长和创新环境的营造。随着我省各地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外来人才要安心地工作生活并不容易。显然，如何加大人才投入，有效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已成为一个必须回应的问题。

    一言概之，发展最终都将归结为人的发展问题。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有意识地加快把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在大力发展教育上下功夫，在吸引高端人才上下功夫，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上下功夫，推动我省从人力资源大省向人才资源强省迈进，是我省当前阶段延长“人口红利”期，摆脱低端产业和低端劳动力依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