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公务员出现集中“下海”现象。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23年后的今天，曾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国考热开始降温，而与之同步的则是国家对鼓励创业的新政颁布。种种迹象显示：新一轮的公务员“下海潮”可能将再度袭来。
畅想“下海”选择
如果想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吐槽话题，那么“公务员的工资”一定会是热门备选。因为一方面，非公务员人群热衷于吐槽公务员的隐性福利待遇；而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人群又习惯于大吐“工资低”的苦水。
林源（化名）在天津市某机关单位工作约十年，他对记者称“工资在这十年里基本无变化”，已是主任科员的他在收入上和刚入职的同事相比，“也多不了几百块钱”。“唯一的变化就是以前的季度奖、年终奖等额外收入没有了。”林源告诉长江商报记者，这些奖金一般在3000至5000元左右，以前也不是每年都发，但现在“账面上偶尔的甜头”真正一去不复返还是让他心里颇为失落。“福利没了，任务反而更多，管理也更加严格了。”林源说，“比如归档工作，以前只是书面就行，但现在必须再录入电子版，工作量相当于多了一倍。而各种费用报销以前只交发票即可，现在则必须将各种明细小票也一并提供。”
在北京工作的公务员李威（化名）对长江商报记者说，现在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虽然看上去还是挺多，但和以往相比已经大大减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自己在做审查工作时轻松了许多，“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报嘛。”李威说，“曾经有种说法，公务员是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但我看现在这个说法应该改一改，里面的很多人还是想出去，但外面，越来越多的人是不打算进来了。”
湖南的某位处级干部则表示，责任与收益的不对等让现在的公务员心生去意，在灰色收益大幅减少的同时，风险却急剧上升，除了法律和道德风险外，还有业务和政治风险。他对记者直言：“三十岁以下的公务员，如果没有家庭接济，根本无法养活自己，这是现状！”
林源与李威也都在接受采访时或多或少表示了“生活压力太大”，“毕竟是在大城市里，生活成本高，工资涨幅小，收入永远追不上物价的速度。其实很羡慕那些体制之外的一些人，至少他们会有更多的选择”。
那么，有没有想过放弃公职选择下海？面对长江商报记者的这个问题，林源说：“当然想过！不仅我想，我身边的很多同事都在想，大家私下聊天的话题总是‘咱们要不要一起干点啥’。”
“就是想当自己生活的决策者”
只要有人在做梦，就必然有人会圆梦。
曾经在北京当了七八年公务员的余先生去年辞职回到老家江西，开办了一家小企业，过上了不一样的老板生活。
“我在意的是是否能真正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能做自己生活的决策者。当然，钱赚得越多越好。”余先生笑着对长江商报记者说，自己以前在北京做公务员的时候，在家乡人面前也算挺有面子。“都觉得我在京城当差，但实际上真是甘苦自知。写报告写材料，费的脑细胞不少，但一没成就感二没钱。逢年过节回家参加朋友聚会，真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比不上他们。有时候说起自己挣多少钱，人家瞪大了眼睛不信，都说怎么可能在北京才挣这么点儿……一来二去的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了。”余先生说，虽然现在自己的公司刚起步，算不上有很大的盈利，但是发展势头挺好，“自己在北京待了那么长时间，培养的眼光眼界心胸毕竟不一样，这些软实力还是会有用武之地”。
像余先生这样算是让自己换了种活法。而官员们的辞职显然更能反映某种趋势。据长江商报记者了解，近段时间以来，辞官转企的例子在各地均不鲜见。比如，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作为“70后”的典型代表，曾是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女干部。她的离职曾在当地引发热议，而这绝非个案。调查发现，深圳公务员辞职下海的案例确实在增多。当地公务人员称身边好多同事都选择了辞职，职位从科级到副处都有。他们有自主创业的，也有进入到房企的，“去了后至少也是公司的副总级别，薪水还可以翻倍”。
央行上海总部前副主任凌涛离退休仅剩一个月，却以“裸辞”的姿态离开央行系统，进入民企上海均瑶集团，并参与筹建一家民营银行。杭州市金融办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离职后任蚂蚁金服副总裁，并于近期宣布由他本人负责筹建阿里网商银行，验收通过之后网商银行将争取在2015年5—6月份开始营业……这些消息都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创业大潮”
近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中国网共同举办的“名家午餐会——‘两会’之后共同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上，外交学院前院长、原驻法大使、CCG顾问吴建民提出：“我们应该准备迎接第四次创业大潮。”
吴建民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过三次大潮。第一次大潮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改革“给了社会上比较聪明的人用武之地”。第二次大潮是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的公务员队伍里有一批精英，一批公务员下了海，柳传志、汪潮涌都在这批人之中。第三次大潮则指的是本世纪初“海归”，这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中国加入了WTO，这给中国的动力非常大；二是互联网革命，一批海归来了，和国内的人结合起来。
吴建民表示，如今已有第四股创业大潮到来的苗头。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在80后、90后的创业热情很高，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增速下来了，就业不减反增，这是由于有一批人在创业，社会上一批非常活跃又年轻的人在创业。另一方面，下海的公务员越来越多。这是社会的一个现象，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并非坏事。
吴建民的说法也得到了相关人士的认同。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玉胜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主创业是时下的热点，在城市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为了保护和提倡创业，也连续出台了多各种新政。
长江商报记者了解到，这些新政包括培训、创业场地、贷款、税费减免几个方面。其中，创业场地政策：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程序以及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允许大学生在创业时将家庭住所、租赁房和临时商业用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创业贷款政策：创业人员可按规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从事个体经营的额度一般为5万—8万元，合伙经营实体或小企业吸纳创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后，可按人均5万元计算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贷款总额在100万元以内。一年期还本付息后，政府给予全额贴息。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退伍士兵以及毕业两年以内的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自主创业符合条件的人员，按每人每年4800元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优秀人才应该更多地去创造财富”
1992年的下海潮，缔造了“92派”崛起的盛况，如今有可能重现当年的黄金时代吗？
蔡玉胜对长江商报记者说：“究竟会不会马上形成‘公务员下海潮’，我不好下结论，但我相信这是一种趋势。因为市场经济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大以来最明显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国经济在政府高度主导下走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我们不否认过去的成绩，也不否认过去模式的经验，但是在新的时期，如果说有所调整的话，那一定是要让市场的力量变得强大一点，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政府的力量能小一点就小一点。从这个角度讲，机构要缩编，权力要下放，人员自然也要精减。公务员队伍必然会减少，但也会变得更有效率。”
也有一些专家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认为新一轮的公务员下海潮很难形成。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各企业各阶层急需一大批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现在虽然社会面临转型期，但对各种人才的需求程度不及当初那么强烈，如果公务员集体下海，恐怕失业者还是会占多数。
但有一点似乎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到市场中去”比“到体制中去”更能够体现进步。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所说：如果真的出现公务员像1992年那样下海经商的潮流，起码是一个好事情，是一个更合理化的事情。因为公务员往往是高素质人才，这样的人不应该全都去分配财富，而是应该更多地去创造财富。当然也应该有很多有志之士去政府从事公共服务的工作，但不能太多，大部分有才华的人还是应该去从事工商业。这样的社会才能够进步，才能够有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