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现在每年有一千多万农民转移到城镇，未来2.6亿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在这方面新供给主义有哪些思路建议？

    贾康 ：2011年，我国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镇化率为51.3%，考虑到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还相当大，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动力依然强劲，这也是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社会成长的动力所在。由于城镇化意味着人口的高密度聚集，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提升，以及进城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与人力资本的升级等等，城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城镇化也意味着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但引导好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发挥城镇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镇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体制、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必须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以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走出一条伴随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发展而同时推进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和谐境界的“中国道路”。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对资产泡沫危险绝不可掉以轻心。姚余栋等人的研究认为，由于很难事前判断资产泡沫的积累，一个简单实用法则是有价值的。每年平均房价上涨幅度不应超过全国或某地区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预期和城市化人口增长率三项之和。以全国经济增长幅度为7%，通货膨胀预期为2%，城市化率1%计算，全国每年平均房价增长速度便不能超过10%。

    城镇化如果实现了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毫无疑问有利于扩大内需，但城镇化更大的意义在于供给侧效率的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规模经济不断产生并推动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集聚效率进一步提高，于是形成大量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要使城镇化的这一效应得到发挥，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减少创业障碍，在政策上扶持创业行为，形成有利于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真正形成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实质性深化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

    滕泰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市民化。新供给主义认为，新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就业——如果不能够在城镇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过快的城镇化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前面讲过，每个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其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5倍，因此新供给主义认为城镇化孕育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可是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能够就业。没有充分就业机会的城镇化，只能像很多南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出现大量的城镇贫民窟，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那么，新城镇化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呢？显然，新城镇化既不能靠房地产解决就业，也不能靠过度工业化解决就业。事实上，传统的制造业很难再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我们也无法想象进一步在北京这样的雾霾城市，再进一步扩张传统制造业。

    新供给主义认为，新城镇化必须配套以“软财富战略”。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硬财富不但受需求限制，而且还要受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约束，而以信息产品、知识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为代表的服务业却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为了减少新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压力，制造业本身也必须用软财富战略来完成升级。只有这些财富形态，才不会增加新城镇的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负担。

    新供给主义认为，未来新城镇经济中70%的比重都应该来自上述软财富和软价值创造，包括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娱乐传媒、服务业等等，都是新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只有把软财富和软价值作为未来产业的方向，新城镇化才有希望。当中国人在老的传统制造业兜圈圈时，美国新兴产业却表现得可圈可点，从信息高速公路到油页岩革命，从3D打印到机器人革新，从社交网络到苹果终端，从好莱坞大片到快餐文化，难怪道琼斯连创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