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匡贤明看来，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在于，全国需要一个“大人口”的顶层设计，即人口、社保、养老、卫生、教育等部门的信息一体化。
 

孩子的出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不少将为人父母的年轻人却一度为办理一张孩子的准生证明而焦虑。不过，从近日开始，这样的“办证难”可能迎刃而解。

办证难非个案

国家人口计生委昨天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近日已专门下发通知，就全面公开服务事项、切实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等人群办证难问题、加强服务窗口建设、强化责任落实和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尤其是规定“流动育龄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并实行首接责任制。户籍所在地要落实源头管理责任，为流出人口办理婚育证明或出具婚育情况证明材料。”

而在此之前，育龄夫妻尤其是双方都属于流动人口的群体，在回户籍所在地办理生育服务的相关证明时往往“好事多磨”。要么是申请屡屡因“材料不全”被退回补办，要么是委托办理流程复杂、部门推诿，让一些本来该欣然等待小生命诞生的准父母们备感无奈。其中个别地方办理这些证明时需要加盖十几个到数十个公章或签字，包括村民代表、村主任、村支书、乡计生办工作人员、分管副主任、主任，乡分管计生工作副乡长、乡长、书记等。

在遭遇种种困境后，一位花了三个月时间都未能成功办出准生证的准爸爸最后无奈投书媒体：“我的孩子即将降生，他/她的到来一天天临近，可是批准这个孩子出生的证明却迟迟没有来。”虽然有人建议他说，没有准生证，私下找一些私人医院也能让孩子出生。可是，没有准生证，医院无法开具“出生证明”，可能也无法报销“生育险”，而没有准生证和出生证明，意味着孩子的户口将是下一个难题，更不要说以后的入托、入园。

这样的办证难并非个案，甚至还有媒体报道“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的极端例子。国家计生委在上述通知中也承认有“流动育龄夫妻因长期或多次、多地流动无法证明婚育状况、信息核实确实存在困难等特殊情况”，还有“同一城市内人户分离、集体户口等人群的办证难问题”。

解决需顶层设计

也因为如此之“难”，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日前就曾撰文建议取消准生证，他认为准生证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控制计划外生育，如今大无必要，已经滞后于实际。“不客气地讲，在很多地方，准生证已经堕落为‘权力寻租’的借口，令很多家庭烦恼不已，需要尽快改革。”

不过，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通知还是强调简化程序来应对，比如对于上述特殊情况，“受理地可依据当事人的承诺，为其办理生育服务证（登记）”。并且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推诿、拖延或拒不办理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查询后得知，像江苏、内蒙古、上海等地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并不需要办理“准生证”或“生育证”，不过，有些地方还是要求办理“生育服务证”，而其中一些材料的办理过程还是让流动人口颇为头疼。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也曾遭遇过这头疼的经历，他告诉本报，现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发文简化办证流程是顺应民心之举，也是从“人口管理”到“人口服务”的转型要求。

六年前，匡贤明所在的中改院在西北农村地区调研后，就曾经给国家计生委提过类似建议，即人口计生系统及时从管理转向服务，在农村中，这个系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他并不认同一些关于证件或部门的“取消”意见，改革不能步子太快，也不能一刀切。在匡贤明看来，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在于，全国需要一个“大人口”的顶层设计，即人口、社保、养老、卫生、教育等部门的信息一体化。“现在流动人口办证难，就是因为信息无法共享，需要四处奔波。”

匡贤明建议，由国务院层面召集涉及这些领域的部门，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教育部等进行统一协调，制定一个统一规划，尽快提上议程，将全国这些涉及个人的信息集中采集、联网管理，打破地域限制，这既能提高人口管理效率，也给群众办事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