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加，2个月后结果公布，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地盘、有枪杆。民意调查至少能够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孙中山当年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权势，但他历经艰辛、参与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有主张，有蓝图，有热忱，不断地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民众对他的敬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在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有人质疑“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那么为什么是孙中山？他们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中山”。孙中山就是凭这三条，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去世之后，政治家们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多么大的分歧，都言必称自己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孙中山就是革命精神的象征。

    关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读了《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非常先进，甚至一百年后的今天，都没有过时。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最好有三种革命同时进行。第一种革命是“民族革命”，第二种革命是“民权革命”，使命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制度，合理划分公民和政府各自的权利，实现公民对政府有效监督，保证人民有当家做主的权力。第三种革命是“民生革命”，使命是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避免资本对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国家繁荣强大、人民幸福富裕的目标。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此远见卓识，怎不令人佩服！只是可惜，10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实现孙先生的理想。

    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极富概括力的说法，如此准确，如此简明，这三个词几乎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内核，他亲手制定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最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几乎受到了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尊敬和交口赞誉，在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中，这简直是个异数。即便是那些心怀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军阀，往往也不是选择公开与他对立的姿态，甚而在表面上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实际力量。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任上，毅然决然放弃权位，实现承诺，辞去这一最高职务，这一壮举，放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给予怎么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尤其考虑到这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这一幕，孙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八十多年之后，我们追念前尘往事，遥想他的形象，内心深处依然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