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祥

　　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99万，创历届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新高。然而受今年紧缩的经济形势影响，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在减少。一方面是低迷的岗位需求，另一方面是毕业人数的大规模增加，就业之难可想而知，因而今年的就业季也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学生就业难并非肇始于今年，事实上，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招生人数开始激增，由于市场传导的滞后性，就业市场上供过于求的现象在随后的几年开始显现，大学生就业难从2001年开始成为受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大学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5万增长到2003年的212万，再到2008年的560万，扩招所造成的毕业人数井喷式的增长成为大学生就业难首要的责难对象。实际上，大学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是时代使然，经过多轮扩招，目前我国大学生占人口比重也只达到1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通常是30%-40%，如此看来，我国在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扩招外，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就业信息渠道不畅、企业用工制度不合理、学生缺乏就业培训机会等都可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然而为何十多年过去了，政府也一直致力于着手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可为何每每到了就业季，就业难又总会如期而至?就业难的根源何在?在笔者看来，大学生就业难仅是表象，而潜藏在表象之下的是大学生择业观的偏狭和就业不公平的愈演愈烈。

　　大学生择业观的转变是伴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转变而潜移默化的。从计划经济时期到世纪之交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该时期的大学生就业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因为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学生就业有高度的保障，政府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劳动力指标、工资指标和新增干部指标)，大学生一毕业，就能够获得 “国家干部”的身份，虽工资福利和物质待遇相对较低，但社会地位高，大学生就业心理满足感高。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市场开始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历史进程吸引了大量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大学生投身商界。那时无论从政还是从商，都能给大学生提供一种精神或物质上的优越感，从彼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各行业间、各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并不大，大学生选择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机会成本较小。

　　但从近十年的经济环境来看，一方面，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确立，政府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投资方面掌握绝对话语权，依赖国家投资的大型国有企业开始在国内市场收购、兼并与重组，经济领域中的“国进民退”现象加剧，政府机关、大型国有企业工资和隐形福利待遇相对提高;另一方面，金融业与制造业、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各行业、各地区的壁垒不断增加，种种原因，使得大学生的择业观愈发地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靠拢，一边是上述单位招聘会上门庭若市，另一边是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求贤若渴却无人应聘，这种“有业不就”现象折射出的是大学生择业观已由求新求变向求稳定求高福利转变。

　　相比之下，另一个造成就业难的因素就不是那么主观了。就业不公平包括性别、专业、学校、户籍、社会关系等方面，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社会关系，大学生就业竞争本应体现在各自的能力和水平上，而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拼爹”的竞争，家庭社会关系广的毕业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而无任何社会关系的毕业生只能苦苦奔波于各个招聘会现场，而现实中无多少社会关系的往往是农民家庭子弟，“拼爹”现象横行使得他们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越来越窄。

　　笔者认为，大学教育的意义不止限于为企业提供合格优质的人才，更在于为社会阶层提供向上流动的顺畅渠道。然而，随着寒门子弟大学毕业后在就业市场遇到困难的增加，有意愿进入城市接受大学教育的农村学子也在逐年递减，社会结构固化愈发严重。通过大学教育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年代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阶层分化日益加剧、阶层矛盾日益增加的社会。

　　习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从大的意义上说，“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小的方面来讲，“中国梦”就是个体通过勤劳努力与不懈付出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国家层面上的大“中国梦”是由无数个体层面上的小“中国梦”构成的，只要一个个个体层面的“中国梦”顺然实现，那么国家层面的大“中国梦”的实现也是水到渠成的。而满怀憧憬和理想的大学生甫一踏上社会就遭遇就业不公平，长此以往必将阻碍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当个体看不到机会和希望时，也会影响国家层面上的大“中国梦”。

　　最近风靡国内的励志影片《中国合伙人》引发了很多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的集体共鸣，剧中主人公成东青从农村考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先就业后创业，用热血挥洒青春的成功经历在点燃这一波毕业生理想之火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人对“这种成功只会出现在那个年代”的集体感叹。相较现在，在那个由计划向市场艰难转型的年代中，充满了理想、自由、拼搏、机遇与挑战，而当前固化的社会结构下拥有优势资源的权力拥有者、财富拥有者和社会声望分配者则通过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壁垒，将期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学子牢牢地挡在了门外。

　　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因为百万学生背后是千万个家庭，而千万家庭背后又是亿万百姓，就业问题解决不好总会催生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这一点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都有前车之鉴，就业难固然可怕，但比就业难更可怕的是社会结构固化带来的大学生择业观的偏狭以及就业不公平，而后者又会反过来给社会结构的固化“添砖加瓦”。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单纯地强调让大学生在就业时降低预期、调整心态、先就业后创业对大学生择业观的改变已是扬汤止沸。当务之急是加强顶层设计，改变强势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挤占和垄断，打开向上流动的空间，扭转社会结构固化带来的“马太效应”，最大限度地提供机会的平等，保证就业公平，只有这样，大学生的就业路才不至于越走越窄，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路也才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