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7%的受访者能在工作中得到幸福感，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年终奖是最能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福利，在公众眼中，既稳定又能得到丰厚收入的职业才最具幸福感

在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被央视记者追问：“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莫言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关于影响工作幸福感的调查中，莫言是唯一一个“各个选项都满足，却不幸福的人”。

工作需要高收入，更需要正能量

61.1%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最大因素

2012年10月9日早晨，河南新乡。数千名职工举着已故新飞电器董事长刘炳银的照片，聚集在公司总部门口，高喊“新飞危急”要求涨薪。据了解，厂方已经连续10年没为工人涨过工资，目前一线工人月收入只有千元上下，比新乡当地2000多元平均工资水平还低了一半。

直到10月12日下午，新飞电器在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资方宣布接受劳方包括涨工资在内的八大诉求，这一事件方才平息。那么，收入是影响工作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吗？

《小康》调查显示，“收入”确实是影响职业幸福感最大的因素，“个人能力的体现”位居次席，“福利”列第三，“个人兴趣的实现”排在第四位，接下来依次是“职场人际关系”、“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声望”、“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单位实力”、“单位名气”，等等。

而在去年的调查中，排行第一的是“个人兴趣、能力的实现”，“收入”位居第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张西超对收入居调查榜首的现象持不同态度。他认为，在不考虑主观个体差异的情况下，收入对工作幸福感会产生影响，但并不是最核心的影响，在他看来，工作中受尊重的程度所带来的幸福感应该高于收入。

“在这里，睡饱才到岗，有事就闪人，大餐洋酒全免费，烤肉趴体嗨翻天，美甲美发师随时恭候，还可以带宠物上班，巴厘岛、热带雨林随心畅游！……”

在新浪微博2012年10月份的热门微博中，这条主题为“正能量办公室”的图文微博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短短两天时间，就有了六万余次的转发，这其实是国内一家精油护肤品牌阿芙位于北京798艺术区附近的办公室。

在网友的艳羡和质疑声中，该品牌首席培训师赵沛萱说话了：“真以为阿芙是养老的地方呃。我们玩起来最不靠谱，工作起来最不惜力，只想找免费吃喝，混吃等死，没梦想没激情的人请慎投简历。你会被淘汰得很难看。”

六成受访者能在工作中收获幸福感

公众认为公务员最幸福、矿工最不幸福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国公众的工作幸福感有了较大的提升。67.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幸福感，而在去年，这个数字是61.1%。

张西超认为，主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大：“比如说很自信的人、比较乐观积极的人，比较宽容、懂得感恩的人，他们都是比较幸福的。”

“除此之外，工作幸福感还与工作单位的支持有关系，比如说上司、同事提供的专业支持；与工作性质也有关系，比如说要持续付出体力劳动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任务比较重比较着急的，不同的工作性质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工作幸福感还与管理层的决策、个人的发展空间有关系。此外，组织氛围、办公环境、卫生程度、植物的摆放等，也都对工作幸福感有影响。”张西超说。

在“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政府官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职业占据了排行榜最前面的位置，接下来是艺术家、高管、自由职业者、金融工作者、演员、飞行员、创业者等高收入职业，而快递员、房屋中介、司机、保姆、矿工则在排行榜中处于末端位置。

针对此结果，张西超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像快递员这种低风险、身体参与度比较高的行业，劳动者自身的职业幸福感应该相对较高：“有一个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送快递的人，大家都称他为老曹，他的幸福感极高，今年还当选了全国劳模。”

张西超拿老曹打比方，证明“身体参与度高的职业，就算薪酬不高，也一样很幸福。”

单位福利：年终奖带来的幸福感最强

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最能提升员工幸福感

2012年春天，32岁的北漂青年老吴从收入稳定的事业单位跳槽了。

他到了一家软件公司，工资跟以前的单位相差不大，但他一入职单位就为他配置了一台iPad3和一部iPhone4S，不过，吸引他跳槽的根本原因，还是单位老总向他承诺的数目可观的年终奖。

面对“单位哪项福利能够提升您的幸福感”这个问题，大多受访者选择了与薪酬相关的三项福利，它们分别是：年终奖、带薪年假和绩效加薪。

时至今日，年终奖已经成了求职者对单位的“期望与要求”中仅次于收入的一个重要选项，它在“最能够提升工作幸福感的福利”中排行老大也不足为奇。带薪年假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公众对于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他们期待在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后，能得到几天有保障的假期来休养身心。而绩效加薪则是对员工努力的嘉奖。

看来，单位福利还是“实在”一点好。杭州娃哈哈公司就曾为其他企业做出过表率：2010年，杭州娃哈哈一改过去直接把房子分给员工的做法，批量买下杭州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再分配给员工。“这样，人员很稳定，流失率相当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宗庆后称：“公司买下的房子约3000多元/平方米，当分配的时候，公司补贴1200元/平方米/人，如果夫妻都是娃哈哈员工，合计补贴就是2400元/平方米。”

和排行前三位的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相比，百分率排在倒数第一的志愿者服务假(4.2%)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内地民众对于社会活动的热衷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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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幸福观：穿上“工装”倍儿幸福

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了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77岁的王国伟又点上一根烟，拿起他老旧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摇了摇头，“那个年代的人啊，没那么多想法，我觉得当时穿着工装，特别是衣服口袋上印有‘首都钢铁厂’几个红字的那种，就倍儿骄傲，倍儿幸福。”

1951年，18岁的王国伟进入首钢，那时首钢的名字还叫石景山钢铁厂。同一年，石景山钢铁厂二焦炉建成投产。

当年，抗美援朝还在进行，国家需要钢铁，首钢发出了“苦干三年”的号召。“当时依据工人体重、喝水、排尿量计算，一天出的汗能有10斤至12斤。”王国伟如此描述道。

王国伟说，在那个年代，工人普遍都有一种以厂为家的精神，苦点累点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是一种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的体现。

那是中国大工业时代的一段幸福时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进入首钢的第二年，王国伟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厂里分了房，王国伟头一回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首钢当时的宿舍是砖砌的平房，带厨房、炉子，大床铺，十几平方米，水电全免费。二是找到了媳妇。“好待遇、好福利、好名声”让王国伟找对象时也尝到了不少甜头。那一年，王国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惠贤。

“她是首钢特殊钢铁公司的，也算是首钢人。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也多，交往可谓是一帆风顺。那个年代，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家里穷没关系，而如果成分不好，是‘地主’、‘资本家’，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头来，而且以后还会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王国伟说。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钢铁工人，虽说在面子上成就感十足，但其实工作起来并不轻松。“确实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追求，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是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内容。“以钢为纲”、“钢元帅升帐”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王国伟那时最喜欢的文化生活就是去厂里的文化宫玩，****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大伙最期待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很多情节大家熟悉得都可以背下来。

2005年6月30日，燃烧了近半个世纪的首钢5号炼铁高炉熄灭了火焰。王国伟在现场参加了灭火仪式，他说时代变了，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当工人的？

王国伟退休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以工人身份而骄傲的年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隐退了。

60年代幸福观：唱着红歌干革命

★文 /《小康》记者 谭畅 研究光谱分析的大学生谭仲甫，毕业后被分配到带“光”的打火机厂，月薪42.5元，婚房是土坯房。1960年代的幸福感在于唱红歌，在于吃饱饭

1963年深秋，位于重庆市解放碑的重庆光学仪器厂新来了个男生，又高又瘦，跟棍儿似的，晒得那么黑，还一脸书生气，多年以后，同厂的老工友对谭仲甫说：“你当年可是太扎眼了。”

那一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谭仲甫恰恰来自雷锋的故乡——湖南望城县。他从广东中山大学物理系光谱分析专业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重庆光学仪器厂，成了该厂唯一的大学生。工友们听说厂里来了个大学生，都围上去看。

谭仲甫到了才知道这是一家生产打火机的工厂，厂长很年轻，二十来岁。“为什么光学仪器厂要生产打火机？”他问。“打火机也带‘光’嘛。”厂长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表情看着他。

在谭仲甫看来，工厂还是相当重视人才的，一进厂，厂里就开出了42块5的月薪，这比普通工人进厂月薪11块钱要多出一大截，此外，厂里还给他买了一张24块钱的木板床，摆放在逼仄的八人间集体宿舍里，非常不协调——要知道，工厂里的工人都睡地下。

工厂一共七十来人，没有食堂。每到饭点，工友们就端着饭盆蹲到解放碑跟前吃。重庆人素来喜欢涮火锅，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往火锅里涮的除了卷心菜还是卷心菜。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谭仲甫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当时18岁，是厂里的小工。“那时候也没敢多想，就是吃吃饭，吹吹牛，吃完到田坎边散散步。”谭仲甫说。

1964年下半年，谭仲甫的光学仪器厂终于开始筹备光学仪器的生产。谭仲甫被派去上海出差，学习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到了上海，入住旅馆的第一步不是查身份，而是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出来，跟着来检查的治安联防队员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喊完了口号才开始登记身份。

3年后，重庆光学仪器厂停止了生产，谭仲甫的工资不增反降，如果说还有什么事让他从落差中感受到快乐，那便是妻子不顾众人反对嫁给“家庭成分”不好的他了。结婚的时候，朋友们有的送脸盆，有的送毛巾，有的送床单，几块钱的东西，但每件都是几个人合送的。他们的婚房是跟农民租的土坯房，租金每月两块钱，房里有一个床铺，一个柜子，还有成窝的老鼠。

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而妻子却连一块三一斤的鸡蛋也不能常吃。营养不良，奶水就不够，孩子时常饿得嗷嗷哭，谭仲甫只有每天凌晨三四点爬起来排长队购买附近农民挑来的牛奶。在他看来，那个年代最大的幸福，就是希望每天起得早一点，排队排得靠前一点，能顺利买到牛奶给娃儿充饥，就知足了。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结婚申请时用得最多的“语录”

时代偶像 雷锋

时代流行 背语录，用粮票，学大寨，到农村去

时代穿着 绿军装

时代记号 票证 粮票、布票、油票、豆腐票、线票、肥皂票、火柴票……

70年代幸福观：过河时摸到了“石头”

“三中全会”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中学生作文里常用的“口头禅”，但要到他们成年之后，才会明白解放生产力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973年冬天，在桂林市酱料厂工作的刘兰兰，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憨厚老实的张强。

张强是个勤奋学习，从村里考到城里上大学的大学生，还早早入了党，毕业之后被组织分配到部队锻炼，工作特别积极上进。张强的好，刘兰兰看在眼里，在那个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他们各自在工作中勤奋努力，惺惺相惜，闲时聊聊工作和学习，互相鼓励着要实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

这一年，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当了三年钳工后，重返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治理整顿这个处于混乱中的国家。

1976年的春天，两人喜结良缘。

亲朋好友送来了被褥、床单、脸盆、水壶，经济条件好一些的还给送来了呢子布料。在那个物资匮乏，家家穷得叮当响的年代，人们结婚时最大的追求就是“三转一响”，即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一台收音机。“我们那时候，哪家要是有辆自行车骑着上下班、有台缝纫机轮子转得呼呼响、手表滴答滴答作响，再加上收音机的大喇叭声儿，哪家就特别荣耀，特别自豪。”回忆起当年结婚时的场景，刘兰兰笑着对记者说，“除了这个，还要比结婚时哪家的‘脚’多，那时候时兴做五斗柜、书桌、木质沙发，都是有脚的，脚越多就说明家具越齐全，家里越有钱嘛。”说着，刘兰兰还饶有兴致地指了指家里现在还留着用的五斗柜，“当年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的，质量可好了，耐用。”

1977年，在单位分的一套20平米的单房里，儿子笑笑诞生了。那时的住房情况相当紧张，房子是原来的一栋办公楼改成的，一栋楼48户人家共用4个卫生间，院子里盖了三间平房，用来作了厨房，全楼的住户共用3个水龙头。“厕所在楼的最西边，从家走过去得5分钟路程，每天早上洗漱，上厕所还得排好长的队，实在等不了上班要迟到了，就只好先去上班，到单位解决。每天中午吃饭也是，还没下班就要想着一会儿赶紧跑，得赶在别人前面做饭，用水很不方便，洗澡只能打水在自己的房间里洗，然后自己再挖个排水沟把水排出去。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用凉水在地板上擦了一遍又一遍才能入睡……”想起当年的艰苦岁月，刘兰兰不禁感慨万千。

“三中全会”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中学生作文里常用的“口头禅”。

刘兰兰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告别物质匮乏的年代后，每一天商店里的物品都在增加，而结婚时那些丁当作响的家具很快就会过时。谈到幸福，刘兰兰说，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的人那么看重爱情的浪漫。大家都觉得，不需要浪漫和激情，能相依相伴，有工作，有家庭，健康平静地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在平平淡淡中享受自由而充实的人生就是最大的幸福。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长达三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新时代。

时代偶像 陈景润

时代流行 三个世界、三中全会、包产到户、恢复高考

时代穿着 喇叭裤和蛤蟆镜

时代记号 卡式录音机

80年代幸福观：时间就是金钱

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人意义非凡，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时代的潮流。而对于生活本身，邓丽君、黑白电视、燕舞收录机??成了很多人对那个年代最深的记忆。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成了80年代最显著的标签

10月6日中午，北京城西一家烧烤店某包间，饭局的召集人白雪待各位小学同学坐定，从包里掏出她精心准备的“节日贺礼”——保存了20多年、各位同学当初写给她的春节贺卡。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

冒着香气的贺卡，一瞬间，成了心灵清新剂。大家回忆白娘子的魔法手势，说乾隆是最帅的皇帝。大家还说，喜欢在秋天叶子落下时拔根儿、踩落叶。觉得方便面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有人在席间背诵巴巴爸爸一家的子女名；有人忆起当年珍藏的变形金刚卡片。大家还举手点名，看谁在真人版《变形金刚》上映时，在擎天柱出现的瞬间泪满双眼。

白雪出生在1981年。那时，计划生育的口号铺天盖地。1980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多子多孙多福的传统观念，也让白雪的父母在女儿出生前，押宝一样猜测孩子的性别。而白雪名字中的这个“雪”字，虽不像“建国”、“国庆”、“和平”这些名字一样，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但却和“娜”、“媛”、“明”、“宁”这些字一样，是很多80年代生人名字中，常见到的字眼。

当年马路上尽是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边走边放着邓丽君。白雪的爷爷奶奶家有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人们热衷于一帮人聚在一起，守着只能收三个频道的电视，看一部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之后，彩色电视进入了百姓家庭，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成了游戏迷们“魂斗罗”的战场，以至于有些人到了现在仍不知道，那是款十六色彩色游戏。

当年的电视台，绝不会忽然插进广告。广告都是集中在“榜上有名”时段，拍摄手法上也很“写实”。让白雪记忆深刻的，是一个戴眼镜的摩登青年从屏幕中间冒出，喊出一句“哇！燕舞收录机！”之后便载歌载舞起来。“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这家喻户晓的广告语，耳熟能详不亚于多年后的“送礼就送脑白金”。

白雪的藏宝盒里，还有当年她在友谊商店发生的奇遇。跟着邻居李叔叔去友谊商店外面观光的白雪，在探头探脑的时候，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却送了她5块进口糖果。白雪如获至宝。回到家，她把糖果和在长城上一对外国夫妻送她的弹力球，以及一张立拍得相片，全部收到一个铁皮盒子里。她告诉白妈，这个盒子代表的是“两国人民友谊长存”——那时的她还以为，友谊就像糖果一样甜。

1987年11月12日，肯德基在内地的第一家餐厅在前门开业。多年以后，31岁的白雪仍会想起那个冬天，她穿着一件紫色羽绒服，跟着白妈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块原味鸡。在寒风中，她一点不觉得冷。

有些记忆会随风而散，有些则将刻骨铭心。改变的不仅仅是味蕾，白雪觉得，自己这一代人，不仅会喜欢炸鸡的味道，习惯咖啡的香味，还跟着动漫与电视一起长大。她们最终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相处。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诞生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一辆反映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成就的彩车上的醒目标语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时代偶像 崔健 邓丽君

时代流行 旅行结婚、第三次离婚潮、下海

时代穿着 西装、牛仔裤

时代标语 改革开放、只生一个好、863计划、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90年代幸福观：市场改变了一切

这十年以怪力乱神开始，赶上春天浪潮的人们成为市场时代的弄潮儿。在世纪末“入世”的时候，国人开始以新的心态来面对财富

“姓资还是姓社？”“中国向哪里去？”

在1990年代的最初三年中，充斥着这样的争论。中国将被建设成为什么样子？保守派和改革派都忧心忡忡。

从小爱搭积木的王旭，这一年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现已经并入哈工大)。在国家统招统分的政策下，进入了其时的哈尔滨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师。其时，体制所带来的安全感与优越性让他倍感幸福。

初到单位，王旭被分到了公司的前期科，主要要完成工程项目前期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手续等工作。随着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房地产行业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王旭讲，那个时候的政府行政部门并不像现在这样高效，通常一套手续办下来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最夸张的是一个建筑方案从立项、规划到施工需要盖238个公章。”

“我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工资就到了100元。在当时的同学里算是比较有面子的。我也是当年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那帮人。”王旭在与记者交流时不否认，看到别人羡慕的眼神会有很大的满足，“那种感觉现在看还是比较虚荣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哥大”还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只有身价不菲的人才能消费得起。

就在成为公司业务骨干的那一年，王旭也迎来了人生最为重要的时刻——结婚成家。他分到了人生第一套住房，被外派到合资公司做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刚而立之年的王旭在不断实现人生理想的同时，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并不幸福的一面。

事业上升期的王旭每天忙碌异常，与妻子聚少离多。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为了补偿这段并不幸福的婚姻，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宽慰，王旭将房子和所有存款全部给了前妻。

处于人生低谷的他萌生了去市场大潮中去搏一搏、闯一闯的想法。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重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下海”再一次成为热潮。第二年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更在工作报告里高调宣布，中国将走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不再是魔鬼，王旭立即炒了公司的“鱿鱼”，成为了一名“体制外的人”。他是当地第一批加入房地产市场开发的人。各大房地产公司争相聘请，他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建筑工程师。

2009年，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市场的逐渐冷却，王旭放弃了所从事近20年的建筑领域，从搭建真正有居住功能的房屋，向他小时候的最初的幸福梦想回归——为孩子们提供更大的搭建创意积木的教育场所。

王旭和他的团队引进了秉承“探究发现式”的德国乐高教学模式，为3～14岁儿童提供快乐的学习环境和独特的教学器材。王旭现在的公司每年还会提供给孩子参加国际机器人竞赛、WRO、FLL和国内机器人比赛的机会，通过国际化交流平台使每一个孩子展示和提高自己，甚至通过乐高模型编程取得创新成果的孩子，还可以帮助他们申报****。

由于现在所从事的行业与之前可谓是南辕北辙，王旭被不少曾经的合作伙伴所不理解。“其实我现在对于幸福的期盼很简单，就是能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快乐地成长，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回忆起曾经的工作经历和那一次失败的婚姻，王旭说，当初的幸福认知现在看来或许比较幼稚，“可能是人生阅历过于单薄，内心不够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