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中国有30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市的调整幅度都在10%左右，一些甚至达到25%以上。而今年，随着诸多省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步伐的迈开，中国可能会迎来又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年。1日，东部的山东省、东南沿海的广东省分别上调了各自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而东北的吉林省以及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将在今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广州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涨至1300元，暂列全国第一。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这一标准提高之后，低收入群体成为主要的受益者。近年来，一方面是普通劳动岗位的用工缺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物价上涨造成了生活成本的大幅攀升，工人的薪资水平也就水涨船高。对于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工人来说，他们本就具备跟企业议价的能力，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但对于那些没有太多专业技术素养的简单岗位上的工人，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呵护，他们要么只能是自行消化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要么只能离开现有岗位换一种活法。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普工可以继续靠这份工资养家糊口，而企业中某些岗位上的“用工荒”可望得到缓解。

　　然而，要想让这项政策起到立竿见影的好效果，还需要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需要仰仗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收入水平的群体，往往在与老板的对话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文化水平不高，自信心不强，缺乏博弈能力。同时，他们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熟悉，对自身享有的权利不清楚，对已有的维权通道不了解，即使明知道自己的薪水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抗争。

　　这就要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主动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把工作做深做细，保证最低工资标准能够真正实行下去。当然，主动监管难免会留有死角，不能关照到所有的工人头上，那么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便捷有效的接收和处理投诉的机构，让那些未能从新政策中受益的工人得到及时的帮助。需要注意的是，既然要关照的是能力相对有限的群体，就得采用与他们的心理习惯和知识视野相匹配的办法，这方面还需要多动些脑筋，多下些工夫。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之后，还会有一些连带效应。吸纳低收入群体的企业多是中小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之后会使这些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在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中小企业不像大型国企那样能得到政府和银行那么多资源上的支持，同时税负也很沉重，其中很多企业是靠低廉的用工成本才能赚取微利。从去年到今年，最低工资标准经历了两轮上调，有些企业已陷入两难境地：严格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的利润水平难以保证；不跟进实施吧，企业马上就面临招不到人、无工可开的尴尬局面。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中小企业提供了我国75%以上的就业岗位。如果中小企业大规模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有可能影响到就业格局和社会稳定。如今，国家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关爱了低收入群体，即将以提高个税起征点呵护中低收入群体，那么是否也可以考虑：对于中国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予以适当的减税？

　　从目前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顺应民意的举措，如何让它期望关照的群体真正受益，如何让它的连锁效应促进社会进步，都需要认真研究、未雨绸缪。